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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pertino无剧本 – 第七集:这从来不是一个独立事件!

同一个白人前市长,牵连多起类似案件。2018年,是参与选举的华人义工被警察找上门查看住所;2026年,是没有参与竞选活动的亚裔屋主卷入深夜大规模出警事件。接下来,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?

事件一:

据当事人和多位知情人士回忆,2018年10月的一天,晚饭后天已经黑了。一位支持蒲仲辰(Darcy Paul)和赵良方(Liang Chao)的华人义工,在De Anza Boulevard的印度餐厅Peacock附近摆放竞选牌子。由于那一带有很多不同候选人的竞选牌子,他在摆放时与路过的白人前市长Ri***** Lowen****(以下简称R. Low)发生了争执。

据这位义工回忆,R. Low一上来就大声指责他企图破坏自己的牌子。当时,R. Low和JR Fruen都是蒲仲辰和赵良方对手阵营的重要助选人物。华人义工不服,双方随即发生争执。据回忆,R. Low当时还大声叫嚣,自己是Cupertino前市长,在当地认识很多警察朋友,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送进监狱。

争执之后,华人义工回到了距离Peacock餐厅不远的家中。没想到,第二天一早,警察真的上门了,说有人指控他们偷了东西,并询问能否进来查看。面对突然出现的一堆警员,义工一家吓得不轻。为了证明清白,他们赶紧打开大门和车库门,配合警员查看各个区域。搜查半天,什么“赃物”也没有找到。

一听到这事儿,本地白人社工立刻觉得不对劲儿:这究竟是多严重的事情,到底有什么实锤的证据,竟然在几个小时后就有那么多警察找上门来?他们打电话或者直接跑到警局去询问:此案是否有警员书面报告,到底指控具体内容是什么,就能引发大规模出警?却没有得到一星半点的明确解释。警察只是一个劲儿地打哈哈:“小事一桩,小事一桩。” 但如果真是小事一桩,如何能引发警局如此迅速出警多名警员呢?

之后,据知情人士回忆,R. Low曾联系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,要他们报道蒲仲辰Darcy Paul、赵良方Liang Chao团队偷了自己200个甚至300个竞选牌子,并以警局都已经出警作为佐证,指控对方就是一个偷窃团伙。星岛日报当年的南湾主编王庆伟David Wang直接拒绝书写这种离奇又荒谬的指控;世界日报则表示压力很大,必须报道,最后写了个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的故事,草草交差。

多年后,这位义工已经搬离Cupertino,才敢让这段经历重新曝光。

事件二:

再看看今年9月2日发生的事件。卷入其中的根本不是参与摆放竞选牌的义工,而是住在Santa Clara的屋主。他们和那个住在Cupertino大路边的那个亚裔屋主根本没有主动参与Cupertino的任何竞选活动。不过就是,一个拔了自家院子里未经允许的牌子,一个帮忙朋友处理那些未经允许出现的竞选牌子,却莫名遭遇无妄之灾,不得不在深夜面对警方大规模介入。

面对如此庞大的出警数量,屋主和其他社区义工试图通过公共记录请求(CPRA),了解警方如何接到报案、如何派遣警员,以及处警过程是否留下相关记录,却始终无法获得完整答案。直到一个月后,在Cupertino市长、副市长,甚至City Manager介入之后,县方律师才慢吞吞提供了一些信息:相关CAD派遣信息,因为此案涉及某秘密调查,依据“调查记录豁免条款”不予披露。至于其他民众要求的公开资料,他们称在其他多个类别中,都没有找到符合CPRA请求范围的记录。

这种情况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警方处理不当,却让人感到深深的不安。为什么一个小案子的资料,过了一个多月依然因为某项“秘密调查”而被保护起来?尤其是与此同时,San Jose Spotlight的记者主要呈现R. Low一方的说法,并将Santa Clara屋主置于涉嫌偷窃的叙事之中。报道刊出后,又被SF Gate、世界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。警察出警这个事实被当作佐证,让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,三个草根工程师候选人的团队真的就是小偷,莫名摊上不白之冤。而他们要求记者修改文章,做最基本的fact check,却得不到回应。

事件三:

更令人担忧的是,之后又出现了类似的指控。

今年九月中,一位姓Shu的屋主自曝住在Lawson初中附近,只是在邻里社交平台Nextdoor上发布照片,说自家门前出现大量粉色橙色等鲜亮色彩的竞选牌子,并询问该如何处理。多名目击者看到,R. Low立刻跳出来指控这位华人女性参与了JR Fruen这一派竞选牌的失窃事件,并将此事与Bollinger一带丢失的牌子联系起来。他还一口咬定,你们肯定就是偷了我们的牌子故意放在家门口,以此恶意抹黑JR Fruen、Lindskog等候选人。

当普通居民仅仅因为在公开网站上发布照片,曝光了JR Fruen及其相关团队到处乱插竞选牌子,就可能自己反过来被被指控为小偷。而与此同时,Cupertino本地的警局又始终没有充分解释出警和处警的标准,市民们如何能不担心:自己会不会因为R. Low再次报案,而成为下一个被警察找上门的人?

我们不能断言下一步一定会发生什么。但如果这些争议始终得不到彻底调查,相关指控的依据、警方的处警程序,以及报案人是否提供了真实准确的信息,都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,那么类似冲突就可能继续发生。

再思考一下,为什么三个事件的受害者都是亚裔?我们有什么特殊吗?

试想,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美遇到类似警察上门事件,估计会立即反问:你凭什么把我当小偷对待,证据在哪里?你要我开门接受搜查,法律依据又在哪里?但对于一些亚裔华裔居民来说,语言障碍、对法律程序不熟悉,以及担心给自己和家人惹来更多麻烦,都可能让他们更容易去选择忍耐或沉默。

很不幸,华人或者亚裔因为语言、资源或对权力的顾虑而更倾向于不敢发声,不敢追究,他们就会成为更难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群人,也是更容易遭受霸凌的一群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:2018年的义工搬离Cupertino多年后,才敢重新谈起自己的经历;2026年的Santa Clara屋主,也是在不住在Cupertino的情况下,才进一步追问事件真相。

如果居民必须离开这座城市,才敢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,那么Cupertino究竟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故事?又有多少人因为担心惹上麻烦,选择沉默?

我们要求的从来不是特殊优待,而是程序上的公正与透明。

9月2日的事件必须得到清楚、公正的调查:警方为什么出警?出警规模的依据是什么?相关记录为何无法提供?对于严重的偷窃指控,有没有充分证据?

如果这些问题一次次被放过,始终无人追究到底,我们又如何保证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在Cupertino的居民,尤其是亚裔居民身上?

这不是一个独立事件。

至少,我们不能在事实尚未查清之前,就把它当成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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